中国的医疗改革已经探索数年，至今仍未有定论，而对于与这项改革最为密切相关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所能做的，仍然是等待。
勾新雨（北京、河北）
冬夜，晚上 10 时左右，北京协和医院的挂号大厅里仍然挤满了等待挂号看专家门诊的人。来自 240 公里之外的河北沧州农民孙明来和头发花白的父亲，穿着臃肿的深色棉衣，蜷缩在蓝色的折叠长椅上已经四个小时了。
25 岁的孙明来脸色苍白，气息虚弱，眉毛几乎掉光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去年 9 月，他被发现患有一种肠道疾病【金色葡萄：猜测下，炎性肠病？】，从此失去劳动能力。短短数月间，他曾三次远赴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前後共花费了1万多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家两年的收入。
"不能报销。"尽管他已经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到北京看病超出了报销的范围【金色葡萄：报销，这是个问题，其实也是问题的核心，有很多病人为了报销，把一些能够在门诊解决的疾病，非要住院治疗，比挂号更难的其实是排上住院的床位，报销的各种限制增加了住院的困难】，协和医院的医生没有说什麽时候能治好他的病【医院不可能保证什么时间治好什么病，这就好像要基金经理保证收益率一样】，家里的钱能够维持多久更是个令人悲观的话题。在中国内地 1.8 万家医院中，国有医院占 94%以上。全国 80%的卫生资源被集中分配在了人口仅占 30%的城市里。大医院垄断了绝大部分的政府资金、医疗技术和人才。【这句话有问题，是大医院主动垄断这些资源，还是这些资源由于基础设施的配置，主动流向了大医院。比如人才，我10年拿到的MD，在一个小医院能否满足我的投资回报？】在北京，每天都有近300 万像孙明来这样焦急的患者从全国各地涌入，寻求首都大医院及其拥有的专家们的诊治。【医院旁边的旅馆，其实是个不错的生意，做成青年旅舍的样子就更好了，需要便宜、干净、管理】
严重的供求失衡导致了大医院门诊挂号"一号难求"，由此催生出"挂号黑市"。与那些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一样，倒卖医院门诊号的被称为"号贩子"。【参考
创意：医托号贩子指数】郭蓉兰是当中的一员，她穿着色彩张扬的大红色羽绒服，嚼着口香糖，每天从下午 5 点开始就站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挂号大厅里"上班"。她对孙明来父子说："你们自己排队很辛苦，而且是不会挂到号的。"郭蓉兰说她有专门的人来排队，和医院关系很熟，"肯定能够挂到号"。 【对于外地病人，号贩子的加价和他在北京耽误几天挂号的食宿费用相比，还是便宜的，所以号贩子有市场，理论上提供远程的预约挂号会服务民众，但是实际上很困难，而且也会被号贩子所利用】
郭蓉兰从事"号贩子"的工作已经好几年。她有自己的名片，上面印的是"导医服务"，但她也知道自己的职业并不为政府认可，故没在名片上印自己的名字。她熟悉北京每个大医院。"协和的医生就那麽几个，每天能看的病人也是有数的，全国这麽多疑难杂症的患者都往北京跑，能都挂上号吗？"为了解决挂号问题，北京协和等大医院曾试过提高价格。这些医院将顶尖专家组成了特殊需求门诊，挂号费从平均 10 元涨到 300 元左右，但仍难以挡住汹涌而来的患者。据说特需门诊每个专家每天只能看 15 个病人。也就是说，排了一夜拿到第 16 个号的病人只能重新排队。【一般一次门诊也就是半天时间，一上午4个小时，平均每个病人的就诊时间是4*60/15=16分钟。】
孙明来出生前，中国内地的医疗状况并不像今天这样糟糕。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後，政府培养和资助了 146 万赤脚医生、236 万生产队卫生员和 63 万名接生员，这个被世界银行认可的"中国模式"，【我并不认为这种模式是好的，这跟大家都吃素，但是都有饭吃是一样的。】使得 90%以上的村庄获得了基本的卫生保健，并使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消灭了天花和小儿麻痹。城市中，国有企业对职工生老病死给予全面保障。【全面，但是却是低水平】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中国用占 GDP 3%的投入，便几乎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卫生医疗需求。【错误！是否存在什么基本卫生医疗需求？哪些卫生医疗需求是基本的？得了癌症，需要治疗，是基本的么？得了感冒，需要治疗也是基本的么？那么慢性疾病呢？糖尿病、高血压。治病跟吃饭一样，有便宜的吃法，也有贵的吃法】 但这一切随着政府1985年对医院进行"放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而改变。政府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投入仅为财政预算的 17％，世界各国的平均值是 50%。医院总成本中，政府投入只占到6%至7%。为了弥补投入的不足，1985 年，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允许医院将药品加价 15%，以弥补政府投入之不足。2005 年出台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还增设或调整了诊疗费、护理费、挂号费，提高了手术费、床位费等，并给予医生更多的物质激励。【医疗费用的大部分是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其实医院的应收账款很多，而实际的呢？却可以被各种理由所拒付。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疗保险，于是激化医患矛盾】由此医院运营的动机也由公共服务转向利润最大化，从此"中国模式"名存实亡。
为了增加收入，医院鼓励医生们要求病人进行价格昂贵的检查，开出昂贵的处方药物，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开始以超过 GDP 增幅数倍的速度疯长。【医生的收入并没有跟随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的速度上涨】据官方公开的卫生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卫生总支出中个人支出的比例，已经从 1978年的 20%增长到了 60%。虽然政府多次下令限制药价，但一些药厂拒绝生产微利甚至亏本的限价药品。 【用行政命令限制商品价格，简直就是白痴，连基本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没学懂。价格限制导致许多有特定治疗作用的廉价药品断货，谁有四环素眼膏？我高价买】
根据 2004 年公布的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由于医药费高昂，目前内地居民中约有 49％的人有病不就医，30％应住院而不住院。在农村，2003 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出现之前，农民看病甚至没有任何保障，87%的农民更是完全自费医疗。【农民工更可怜，在城市里打工，极其容易受伤，一旦发生工伤，完全没有保障，只有看工头的人品了。所以，请大家戴上护目镜工作吧！！！！】在城市，对于没有工作的居民来说，参加保险所补贴的费用远远抵不上治疗的花销；而对于有工作的城镇居民来说，参加医疗保险或许能对治疗小病有些帮助，但当他们面对大病时，医疗保险对其帮助不大。所以，对于有能力看病的人，可以通过储蓄和购买商业保险来为自己买健康，【错，真正不在乎医疗费用的人，是体制内的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报销权力。在报销的面前，人人不平等】而对于城市中的中低收入者和在职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范围以外的人，生病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对这样的人，我只有三个建议：游泳，游泳，游泳】
"看病难、看病贵"，已逐渐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李玲玉今年 60 岁出头，已经退休。上世纪 50 年代，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像无数奔赴边疆的热血青年一样，从山东青岛被招工到了新疆七一棉纺厂，成了一名纺纱女工。不久前，李玲玉因一场感冒住院7天，前後花了500 多块钱。她每月退休金 560 元人民币，医疗补助 19 元。这点钱只够她吃饭的。她说："我不敢生病。" 【我也不敢】
为此，中国政府于 2006 年设立了医疗改革协调领导小组，试图寻找解决方案。卫生部更提出由国家恢复向医院提供补助，全面实现低价、甚至免费医疗的改革模式，重新点燃了很多人对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免费"的怀念。【医疗免费，意味着永远不可能住上院】
在李玲玉的回忆中，那个年代虽然要忍受低工资、低福利、高强度的劳动与集体化的生活，但没有失业下岗，没有激烈的竞争，医疗基本免费，没有谁因为看不起病而倾家荡产。 支持这种改革的人认为，诸如孙明来的"看病难"、李玲玉的"看病贵"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所致。他们的理由是英国政府只用了 GDP 的 7.7%投入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英国看一个结膜炎，要等几个月，早他妈自己好了】而实行市场化的美国，政府的医疗投入尽管占GDP 的 15%，【前面说：（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投入仅为财政预算的 17％，世界各国的平均值是 50%。】却仍有占总人口 20％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一改革方向被称为"英国模式"。
2006 年 10 月，赞成"英国模式"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受邀为中国最高决策当局 ――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 35 次集体学习讲课。很多人把这视作官方释放的一个信号 ―― 中国医改下一步将采取"英国模式"。
但是，"英国模式"却并没有因此而顺利地成为医疗改革的主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认为，中国内地医疗困境的根源，恰恰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还不到位，【我同意】只有彻底打破国有医院的垄断，实行公平竞争，并对每个公民，而不是国有医院进行补贴，医疗价格才会从垄断定价回归到边际成本定价，才能真正保证普通百姓受益。【基本同意，重要的是要把医生从医院里独立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竞争个体，比如执业医师法里规定医师只能在指定的执业地点行医，凭什么？！我pass了全国统一的医师资格考试，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大地上行医，却只能在指定医院的指定科室里面看病。】
刘国恩表示，尽管内地国有医院免缴 33％的所得税，但其对病人的平均收费反而比不享有这项税收优惠的民营医院高出 33％以上。北京各大医院平均每位病人的住院费用是每次 1.5 万元人民币左右，甚至超过医疗水平相对较高的台湾。这一派观点所坚持的市场化模式又被称为"美国模式"。去年 7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所有中国公民都将逐步获得由国家补贴的个人基本医疗保险账户。这已被视为"美国模式"的一次胜利。
但遗憾的是，不管是"英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这个牵涉到内地十几亿百姓生老病死的医疗保障改革体系，迄今仍在摇摆而未有定论。尽管去年 12 月，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提出了全新的医改思路，但是，他也没有明言中国最终会选择哪一条道路。
这场医疗保障争论与发生在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和角力一样，充斥着对商业化的反感，对贫富分化的愤恨，对政府包办一切的怀念，各种方案背後也纠结了不同政府部门、利益集团的私利。
夜里挂号大厅的人特别多，有点混乱，甚至还有人打架。郭蓉兰始终没能说服孙明来一家。她的"挂号服务"每次收费 300 元人民币，再加上医院规定的特需门诊的 300 元挂号费，几乎相当于孙明来全家一个月的收入。【一般一个手术科室的专家一个星期出2-3次门诊，孙明来如果不能在第二天挂上号，可能要再等3-7天才能等到专家的第二次出门诊，在北京一天的生活费应该是接近100元的。】
孙明来静静坐在长椅上，呆呆地看着满屋子等着挂号的人。他的对面是北京最繁华的购物中心―― 东方新天地，那里闪烁的霓虹灯已经渐次熄灭。医改的争论对他和这个屋子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孙明来说："我希望能够挂到明天的专家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