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不错，就是文章写得太散，干嘛不把这句话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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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最近看新闻，北京城管在暴力执法的时候，遭到某崔姓小贩的暴力抗法----直接用小刀捅入了某城管队长的胸中，导致其死亡。与人们预期相反的是，由此而来的政策改变并不是更严格，更暴力的执法行动；而是新出台的所谓"柔性执法"----只有在劝服无效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罚款，没收等手段。
当然，崔姓小贩被判死缓；他的命运正如同近两千年前的荆轲一样。但是说不准的是，如果荆轲刺秦成功了，所带来的说不定是燕国的苟延残喘。
侠客，自古以来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或者说，他们是生活在国家秩序体制之外的人。从史记刺客列传，到后来种种的侠客小说。侠客以其武力为资本，以道德为指导，从是着种种完成其心中最高价值的活动。长期游离在国家治安体制之外当然是很大的。韩非子在写五蠹论的时候就说过：儒以文乱发，侠以武犯禁。侠是破坏国家秩序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这种武力资本已经逐渐没有了。但是对游侠精神的向往仍然存留在大部分人的脑海之中。
说道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武和侠的关系。没有武而要行侠，那无疑是找死。而仅仅有武也不能称之为侠。那么什么可以构建为侠呢？首先一点，侠的行为是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道德取向的。说得更具体一点，侠所采取的是一种积极的护道活动，而不仅仅是遵守道德。说得更具体一点，大部分侠所采取的手段通过消灭不道德者而实现的（我只说大部分，因为这一点和我在后面列举的内容有时候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动用武力，永远是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的。二、侠需要人们的认可。读《史记刺客列传》会发现比如某某厚待某某的内容。而这种厚待就是促使侠走上不归的行侠路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莫过是荆轲了----太子丹的厚爱，樊於期以脑袋相托的信任。三、在"厚爱"和道德冲突的时候，侠会选择后者。咸丰年间任渭长所作的《三十三剑客图》里就有这样的人物形象，比如刺唐宰相王铎的李龟寿。他放弃了刺杀王铎，并且告知王他的主使是谁。更有类似义侠（第二十八人，没有留下名字）这样的，知道被刺人不该死后，索性掉转刀口，把自己的主使杀了。第三，长年追杀不意者的毅力。比如《虬髯客传》里，虬髯客掏出某人心肝和李靖分而食之，曰：此负心人，追杀十年而得之。又有如《三十三剑客图》里的青巾者，贾人妻，同样有着类似的经历。不过如果我也简单学学John Rawls，给这几个特征排一个lexikon式的先后顺序的话，显然第一者要优于后面二者。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另外提一提武德了。我身边很有一些朋友，练习各种各样的国内外武术。包括日本、韩国的各种道以及中国的传统武术。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极少有道德败坏而武术及其高强的人。对道德定义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不想在这篇文章里把题目铺得太开。因此不再对道德的涵义另行论述了。因为习武的过程本身是一个严格训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欲望会受到习武者本身强烈的主观压制。所以，对于一个受过高强度武术训练的人来讲，他比常人有着更能压制自身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果往道德的方向引导的话，就会形成所谓的武德。而所谓的武德与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往往是兼容的。这也正是武和侠的结合点。
如果我说的再广阔一点，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给中国人留下了两样至今无法消除的精神乌托邦：一是清官；二是侠客。这两者的结合可以从历代的传奇小说里看到----不仅仅是七侠五义这样的大部头，即便是在《三十三剑客图》中所载的零散人物故事中，也不乏侠客和清官惺惺相惜的场面。文官体系在现代国家系统内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人至今保持着上访，找最上面的青天大老爷的习惯。而武侠随着上阵杀敌，惩奸除恶的中国功夫逐渐变成了舞台上的花拳绣腿，真的只能停留在精神乌托邦里了（看着中国散打队至今没有派队员参加K-1以及Pride这样的综合格斗比赛，我简直为这个号称一个有着数千年技击史的国家感到羞愧。）各级体工队体校垄断了大部分武术训练的资源，而这个当年以分生死而决高下的技术，现在变成了和芭蕾舞一样按动作打分的表演。在偌大一个省会城市里，连几个像样的拳馆都找不到。这项号称国术的技术，随着稳固政权的需要几乎走向了死亡。侠赖以生存的武没有了，自然也没有武侠可言了。
现在我要回到正题上了。我是一个学政治的学生，我为什么要絮絮叨叨说一堆和武侠有关的东西呢？难道我认为上面那条新闻理杀死城管的小贩是侠么？这和中国政治进程，中国民主化发展有关系么？这些问题等我来一一解答。
罗伯特达尔在写〈民主论〉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从这里开始就是政治类科普性文章了），如果说真正的民主政府只是一个存在于理论之中的理想模式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较接近于民主的的政权模式称之为众治模式（Polyarchy），polyarchy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参与和竞争。而参与和竞争又涉及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持反对意见的人。如果一个政权不允许反对派参与政治决策过程，不允许反对派与当权者公开竞争的话，不要说这个政权不民主，这个政权离现实中较理想的模式都还很远。当一个政权压制反对意见所付出的代价越高，那么这个这个这个政权越有可能往众治模式靠近，相反，如果压制反对意见所付出的代价越低，就会越往专制模式靠近（当然，一个专制模式是没有参与和竞争可言的）。讨论到这里我们需要解决一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平等地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去？其实道理很简单，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的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一个铜质（homogen）的社会中去了。因此，不会有一个组织能永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或者说既便有一个组织在理论上有这种可能，这个组织的内部必然是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人类需求的异化是民主的根本原因。但是纯粹的民主是存在众多缺陷的。相关论述浩如烟海，我不罗嗦了。我在这里需要的只是民主的必要性。既然一个社会有着必要的民主性，那么在这个民主的理想程度尚未达到的时候，提高压制反对意见的代价，无疑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的。
聪明的读者大概已经知道我想要说什么了。代价是什么，在我看来最直接的无非两种：一、经济损失；二、肉体伤害。有人说舆论压力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道德沦丧的人来说，舆论压力基本上不构成压力。另外，尤其当一个政权掌握了舆论的时候，舆论压力能起到的作用基本可以不作考虑。因此，只有这二者才是最实际的。
崔性小贩杀了一个城管，随之而来的是柔性执法。在我看来，是对这个理论相当好的一次检验。压制反对意见的代价上升到了压制者的生命，所以压制者不得不重新采取更考虑被压制着意见的手段来维护秩序。
崔性小贩是侠么？在我看来他不是，他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是一时激愤，并不是道德驱使的。 但是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使我不得不重新掂量一下以暴抗暴的作用。
如同我们在各种媒体中所见到的，目前国内所发生的体制内的维权活动，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因为掌握暴力的一方压制没有暴力的一方的反对意见是根本不需要任何代价的。如果我们再来观察印度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后也是由于民众起义而促使英帝国与国大党达成协议。（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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