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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说真真切切的中国话开始
据青岛新闻网报道，上周济南市公安局召开"7・18" 特大暴雨抢险救灾表彰大会，给在抢险救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济南交警支队和历下公安分局泉城路派出所各记集体二等功，给市中公安分局白马山派出所等６个单位各记集体三等功，给历下公安分局泉城路派出所民警林楠等６名民警各记个人二等功，给槐荫公安分局１１０中队民警刘虎等４７名民警各记个人三等功。读着这样高调的消息不知是喜是忧。
就拿青岛和济南比较，网上有篇文章叫《拒绝灾后自省比一雨成灾更令人心痛》，文章说，同样是18日，同样在山东，同样遭遇特大暴雨的袭击，青岛城区却没有发生类似济南那样的积水奔流成河。据当地媒体分析，除了青岛山城地形和靠海优势外，"最早的排水系统是由德国人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个系统起点较高，最初的设计即为雨污分流制"。而济南市政城建人员透露，即使应付普通暴雨，为让携带泥沙的水流顺利排走，管线至少应该在500毫米以上。而玉函路等处的收水管均在300毫米左右，差距甚大。没能及时更换的原因，被认为是"承平日久，也就懈怠了。"暴雨中，济南市民表现出中国人的N种死法，"历城区数人被冲入窑头河死亡；天桥区10人溺水或被水中漏电电击死亡；历下区1人冲入河沟死亡，水中遭电击2人死亡；槐荫区3人水中遭电击死亡......"，而且谁都知道其中孙佟遇难前其未婚妻曾"李佳拿起电话拨打110求救，但接线员表示爱莫能助，'警力现在全派出去了'；面包车继续下滑，再拨打119，一直占线。"（本节引号内所引资料均出自《南方周末：济南暴雨黑色3小时》）所以说仅将责任推卸给"不可抗力"的天灾是说不过去的，而以高调的表彰来匆忙挽回和树立形象也是可能适得其反的。听说灾后有群众自发在私家车系上黄丝带悼念至今未公布姓名的遇难者，被济南交警叫停，理由是阻碍视线，我看这样的表彰行为才是阻碍视线，阻碍群众看到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视线。
我们的政府已经习惯在"灾难"中树立形象，几乎所有灾难遇救人员的第一句采访都会公式化的记录为"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包括这次河南陕县支建矿难的营救报道上，这是国外救灾报道中所少采用的，灾难中另个与国外不同的在于国外常有高官对灾难引咎挂冠，而我们只要党风廉政过硬平时宣传到位就鲜会发生这样情况，这就是有彼此不同国情所决定的。国外"部长问责"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姆寺体系"（Westminster System，源于英国的议会内阁制）。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适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其理由在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公务员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按既定规章调处。在"西姆寺体系"里面，部长遇上任何问题，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战，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由于有这么巨大的负担，内阁各部就得加紧监督下属，保证不出乱子，不让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这套"二官分途"的原则已经成为了民主国家共有的金科玉律。
而我国国情不同，部长、省长们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也不是民选总统自己任命，中国的文官制度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务员制度，理论上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是有政治任务的，所有层次的官员也都有政治责任，大家讲政治的结果就是不必"刑上士大夫"，大家讲政治，也就结果造成各级从一开始就要顾及政治形象，要一开始就保持和谐局面，甚至要求群众也讲政治讲形象，不制造和传播不同声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在日前播出的CCTV《新闻会客室》中受访时就直言，中国一些地方官相信，地方上发生"不好的事情"，90%能"捂住"，只有10%问题会"倒霉地"被披露出去。这就使从地方开始一些官员就习惯以"阴谋论"看负面新闻，以传统的敌我思维、阶级斗争思维看待外界或者公民报道"不好的事情"，提倡互联网执政，这与当前的国际社会发展是相违背的。
1923年，美国伊利诺伊州法院在审理《芝加哥论坛报》因报道芝加哥市政府破产的新闻内容失实一案时，曾在最终宣布《芝加哥论坛报》无罪的判决书中写道："宁可让一个人或报纸在报道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得使全体公民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和腐败的政府。"即使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现在也在不断开始自揭家丑，在解释原因时，CIA公共事务主管乔治・里特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应该是人民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督人民。即使是CIA这样的强力情报机关也不例外。"被法新社列举为"20世纪最具推动力和影响力10大人物之一"的就有公民报道者德拉吉，他的网站Drudgereport甚至排名在《今日美国》和《华盛顿邮报》之前，"今天德拉吉报道上的谣言就是明天《纽约时报》上的新闻。而红钻在济南被抓却让中国网络言论的红线模糊不堪，当一个普通网友跟贴参与讨论都会被抓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除了风花雪月和五毛党人将没有安全的角落，没有说话的地方。
什么才是好的政治形象，我们即使不评论济南警方该不该抓红钻，当我们合上或看完《哈里・波特》却发现在日志或论坛里打不出执政党和领袖的名字，伏地魔一定不是童话里好的形象。从人民民主专政到实现民主国家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总理的回答是一百年。外国人惊讶为什么以反犹太人、屠杀犹太人而臭名昭著的纳粹魔头希特勒居然是犹太音乐家的"狂热粉丝"，收藏有大量的犹太音乐唱片，且在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偷偷听犹太音乐家的作品，这是前几天《泰晤士报》上的报道。但对于我们很好想像，专制者都有这癖性，江青把电影戏曲只搞剩了只有八台样板戏，自己却钟爱内部放映西方电影，据说她还曾为《鸽子号》里相爱的男女在水中拥抱的场面所感动，说如果是她，她也会跳进水里扑向自己的爱人。这件事情是作为江青的一条罪状在后来公布的。一贯表现出反美的金正日，其实是喜欢乔丹的狂热的NBA球迷。而我们的领导们同样一边屏蔽着境外互联网和电视，另一边却是各地官员如火如荼热衷公款"出国考察"，去年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副检察长徐文艾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被芬兰边防局官员以伪造邀请信函为由拒绝入境，丢丑丢到了国外。
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进步。种种这些都已经比国民党在台期间实行了38年戒严体制要好的多，那时候据说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在台湾也成为禁歌，理由是君会意指毛主席，实际上毛主席到本月才莅临台北：）但国民党自所以在台湾生存下来而不像苏共一样变成亡党，关键在于在20年前解除了独裁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党禁，正是国民党推动的民主进程给了国民党新的机会。如果国民党坚持在台湾威权统治，那么一旦这个政权被台湾民众推翻的话，国民党就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现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它还有自新的机会，它还有重新通过选举赢得政权的机会。而反观苏共，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执政的Communist party，虽然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与人民群众患难相依，执政之后，也应该说，绝大多数党员都在不同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精神风貌。但理想信念缺失、脱离群众等情况也同样滋生，作为长期一党执政，所处的环境必然发生根本变化，干部可以成为从校门、家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而不用操心脱离群众会有夺取政权时期的生命之忧甚至选票之忧，而利益驱使他们只需要向能提拔他们的上级负责，而不是向群众负责，而因为群众的监督却可能阻碍他们的仕途，这样反成为了他们的客观对立面而采取压制手段，这样的机制下去，苏共又哪有不亡的道理。所以这样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警示。
能否说真话，已经成为一个关乎会否亡党的重要政治问题，讲政治的人其实都已认识到，但关键是怎样去做，是堵的办法还是疏的办法还是加速推进民主，广开言路。让群众说真话，同时自己说真话，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才有希望。看着国税局网站上针对《福布斯公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第三》的批驳，叶檀女士显然哑然他们是否尊重了民众的智商。多讲点真话吧，我们需要敲钟人，请不要把敲钟人逼成无言的掘墓人。
党国呵，求给你的子民以讲真真切切中国话的权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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